他说：「我在孟加拉国的传教服务，就是尽我所能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他的善良、温柔、同情和对人的爱，同时适合当地教会，参与对话和支持神职人员。」多蒂神父是保守而周到的，但作为一名神父，他是坚决的。

此后，又有曾德昭和汤若望等耶稣会士来西安传教。他们在传教之余，还以余资施济贫民，并照顾那些无钱治病的穷人。1625年3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周至县城附近发现。

也可以写出以前的传教经验。”（要多想办法，不拘一格）　　这是辽宁教区大连开发区天主教会查经班作业中的问答题之一，现把部分教友的答案摘登如下，与大家共同分享。

但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之后，由于“礼仪之争”引起清廷的限制传教政策，这批“天学”文献中和基督教教义与神学伦理及相关的部分，除了在一些教堂图书馆中保存外，社会中则不易见到。

圣方济各是十三世纪一个以行乞为生以传教为使命的修会创始人，他的贫穷和简单、他对自然的热爱、对使命的热忱，都深深地吸引着龚莎，为她日后做修女和创建新的修会打下了基础。

这是教友们学习圣经后一个明显的表现，外出传教的人在增多。以前大家都是进堂参与弥撒，结束后就回家，没有几个人传福音，有热心的教友和同事、朋友讲几句就不错了。

教会性这是宗徒使命的延伸，也预示了教会在历史中的传教任务。门徒“两个两个地”出发，反映教会宣讲的见证性与团体性（参《天主教教理》#849-856）。

明万历年间，在京任职的天主教教友徐光启，因慈父见背而扶柩还乡，途经南京，邀请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usCattaneo）去上海传教。

一位神父朋友，在罗马传信大学荣获传教学博士学位后，现在在帕多瓦教区做牧民研究。

当天的《马尔谷福音》记述了耶稣派遣门徒们出外传教时给他们定下的明确规则：除了一根棍杖外，什麽也不要带：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