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劝他再成个家，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天主教徒是不可离婚的吗？何况从香港传来的消息说我妻子还健在！1969年10月8日，英千里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他的感动太多了：神父虽然兜里仅有一张百元和几张小票，但总是抢着买单；神父所居住的小屋连一张像样的床也没有，更不用说家具什么的；神父还特别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别抽太多烟。

那次，教会组织了一个福传学习班，在家人的劝说下，我很不情愿地参加了。不久，我便被团体中的热情与活力深深吸引，从中收获了天主的恩宠与圣善的友谊。

我经常给难兄难弟讲我知道的天主道理，劝他们奉教、领洗、进堂、当耶稣的徒弟；我有时也把乞讨来的饭菜分发给他们，我觉得我这辈子没做什么坏事，也没做什么亏良心的事。

当我听到有人在背后评论我母亲是“有目的，有利可图”时，就劝母亲免遭别人误解。母亲听后想了想说：“要说有利可图也是有点儿，就是祈盼天主对我们的灵魂有所照顾，其它闲话，任别人说去，我不在乎。耶稣有什么错？

后来，神父们被释放回来，在神父的指导下，母亲的热情更大了，她劝了很多冷淡的教友，也引导了很多教外人士皈依天主；并帮助神父在各村恢复了正常的宗教生活。

对于我上一线抗典，我的父母是非常支持的，他们甚至比我还开明，由于防治非典要耽误课程，当时我还真有点想不通，父母就劝我接受安排。

我很担心她的健康,希望她和我合撑一把伞,便好心劝她到我这里来,但是受到的却是她非常冷淡的拒绝。我觉得非常委屈,毕竟我不是那个拿走她伞的人,却成了她的‘出气筒’。后来想若是我掉了伞,自己也会不高兴的。

我正在劝婆婆和公公领洗，当然我自己也要领洗。”另一位新教友史英兰则说：“领洗后，我原来与儿媳之间一团糟的关系彻底地改变了。如今，我好感谢天主，我们婆媳之间相处得非常愉快融洽。”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接着又劝导一阵，不料大姑坚定的心，有些动摇了，丈夫见我急切地劝人信天主完全不理解，并表示反感。在他们的阻挠下，大姑没有受洗，这成了我的遗憾。从大姑家又来到大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