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已久的费济生神父和他的福传中国宣教团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爱的团队。我没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神父，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会带给我如此大的震撼。

我们知道，在中国天主教的教友人数中，农村人数占大部分。近些年来，平常生活在农村的教友人数是否还超过生活于城市中的教友人数，却不再是一个显然的事实。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被打开。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遭禁教后重返江南，十多位传教士到上海，以徐家汇为中心建造住院、教堂、修院、藏书楼、天文台等机构。1864年，教会在因浚通河道堆泥而成的土山湾设立孤儿院。

在这约二百余年中，教会在中国好像已销声匿迹，但事实上她仍在艰难地前赴后继地传播着基督的福音。待道光后期解除禁教令后，天主教像喜逢甘露一样蓬勃发展。

在中国传教的叶步司主教于1908年曾写道：“经验告诉我们，为避免把洗礼拖得太久，快讲是有好处的，倘若你让他们等得太久，使他们得不到宗教的确定概念，他们虽然愿意奉教，也必半途而废。”

这是中国天主教在当今形势下的鲜明特征。福传全民，全民福传。这更是我们神长和教友今后长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信德”、信德图书引领了地方教会牧灵福传事业的发展方向，对提升神长教友的信仰素质、推动中国教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们生产的彩绘玻璃在市场上广受欢迎，当时的高档建筑以及宗教场所均以用此为荣，被誉为是中国彩绘玻璃的“第一出品处”（丁悚《上海早期的西洋画艺术教育》）；工艺厂的印刷所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工艺，使用石印和珂罗版技术的工场

在这座由传教士创办的孤儿院里，设有学校和美术工场，为孤儿们提供食宿、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我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授机构，曾被徐悲鸿誉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张充仁在那里接受了西方艺术的启蒙教育。

但是在中国，青年人既非真正享受此世，也无对超性之愿景，每个人都觉得生活不符合自己的希望，却又难产生信任的力量。究竟那个被丧失掉的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那丧失的是一颗诗意之心。而原因却是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