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经济比较贫困，神父在教堂住的屋子又小又暗，为了给教友们省钱，他连电灯都是算计着用，不必要时都不怎么开灯。吕神父对教友们特别好，凡事从“爱”出发，对待教友一视同仁，无论哪位教友有事，他总是主动帮忙。

这些年李神父在青海负责筹建了五座教堂，他说：“秦神父是我的经济后盾，从人这方面来说，没有他的支持，五座教堂就不会拔地而起。”

1996年，由于孩子越来越多，黎明之家尝试开展了家庭寄养的养护方式，使孩子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中得到更好的教育和照顾，修会对有需要的寄养家庭给予一定经济补贴。

在他的组织下，西开总堂创办了爱德服务团体，组织百余名信徒走入困难家庭，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关怀，心理上的慰藉，每年筹款十万余元用于对困难家庭的经济帮扶。

牧者们的责任乃是支持这个进程，并透过对平信徒职务的确认而丰富基督徒团体的生活，以便于凭借“基督徒价值观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渗透”（《福音的喜乐》劝谕，102）而有助于社会的变革。

十年文革后，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国家政府在修建圣堂时，尽力做了一些补助。怎样团结教友重新修建这些圣堂，是摆在每个牧者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吴神父尽量动员教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因此，尽管我们拥有和平、和谐、安全和良好的经济，但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今天，我们的年轻人追求的不仅仅是舒适和快乐，他们更需要（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而这正是宗教的作用所在。

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在座所有人应该感到欣慰的，中国政府在1990年签署了这个公约之后，一直在不懈做努力，但是我们的政策确实有过程，政府经济文化的改善确实需要一步一步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一颗焦虑的心，一份激情，

曾几何时抓经济，捞金钱甚嚣尘上犹如狂风骤雨；奔小康，求富贵遍地皆是成为最大梦想。经济基础，或者说白了就是相信钱决定一切，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没钱，有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为国家领袖们，祈愿复活节带来光明和力量，以致经济和金融活动最终能因真理、公义和友爱援助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