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他的妈妈，始终对他小心呵护，全然理解和默默支持；还有医院的医生对他关怀备至；还有朋友不断的鼓励；最重要的就是出现了领路人，把他领到那条阳光大道——写作。

修女们在街头、难民营、医院、家庭和教堂中为移民服务。2017年4月，维拉迈出了更具挑战性的一步，开始向移民教授意大利语。几天之后，她惊奇地发现，她的教室里就挤满了25到30名男孩。

十几岁的我目睹了这一事件，我想如果当时我能治病，伯父就不会去世，因此，我那时曾立志要做一名医生，到没有医生没有医院的地方去治病救人。　　

情况是这样：同年6月27日，毓贤鼓动团民先将太原洋人办的教会、医院烧掉，毓贤在衙门登高观看后，兴奋地说：天意也。营官准备施救，毓贤不许。

我是个修道人，一个人吃饱全家都饱，一向理性的我是不会忽略姐妹们的实际情况的，三岁的小孩都知道医院是个花钱的无底洞。从手术下来，不算手术费，一下子就花了两万多。

但一座野战医院也与一家普通的医院有区别。在一座野战医院里，人们必须非常灵活变通，有时也需要超乎常规地处理事情。在一座野战医院里，并没有常见的慢性病，而是事关生与死的情况。

直到2008年，父亲被查出肝硬化、肝腹水晚期，医院已经判了死刑，弟弟们很是痛心，觉得还没有尽孝，父亲就要走了，从内心不能接纳这个现实。当时我在张家口宣化，弟弟们在医院照顾父亲。

一年多之后，梁志忠受一位同学的邀请到一家医院重新干起了医生工作，毕竟医生才是他的专业。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也够吃够用。

2011年，郭元璋的两条腿肿得厉害，无药可治，医院不收，养老院也不留了。许萍莉说：“当时我想，老人一生极其不易，我自己也有父母。”

通过我家乡的神父们，我得知在离深圳东北四十多公里外的地方，有来自甘肃圣家会修女们在一所麻风病医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