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和圣地守护人皮扎巴拉神父也都在场。祈祷文以不同语言诵读，内容都是为中东祈求和平。教宗方济各和以巴两位总统都发表了讲话，之后是私人会晤。

问：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们的工作是感到有强烈精神需要的一种工作…　　答：设立这个圣座委员会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结出的最成熟果实之一。

默茨神父说：「在一九六二年，即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之时，教宗若望廿三世已作出决定，将圣若瑟的名字加入感恩经第一式里。

前任教宗选择对普世教会的信仰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召开50周年和《天主教教理》颁布20周年的共同日子为信德年的开始，足见其价值和意义是何等的重要。

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电台花了三千小时，以三十种语言报导大公会议的经过。一九六三年保禄六世教宗登基。

自六十年代梵二以来，不同的地方教会都实行礼仪本地化，响应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可以说，礼仪本地化令教友觉得翻天覆地。但是，梵二大公会议50年后，开始有礼仪学者发出疑问，礼仪单一化是否是好事？

关於教宗非常重视的同道偕行的观点，帕罗林枢机解释説：一起行走显然是一个漫长和渐进的旅程，一个藉着梵二大公会议开启的旅程，教宗方济各愿意继续把它应用在教会生活中。我认为，教会行走和开放极其重要。

在遵守卫生安全的规范下，众多信友、主教和枢机参礼，由加采东都主教厄玛奴耳率领的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也在场，每年这个代表团都在这个机会上前来罗马参加庆祝大典。

在感恩圣事大公运动道路上起步行走，首先需要“彼此认识，走基督徒爱的道路，即分享的道路”。枢机解释，这并非“忽略实际存在的分歧，或除去真正的公教教义的某些部分”。

在教会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对这个课题讨论了很多，厄弗所大公会议则恭定她为天主之母。当我在欧洲旅行，尤其在莫斯科，看到“玛利亚，天主之母”的字样时，总会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