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应对种种紧急危难以外，还需要「在文化和教育层面采取行动，把团结、关怀和接纳的态度传授给后代子孙，深知生命的文化不是基督徒独享的遗产，更属于每个建设友爱关系的人，他们承认每个人的自身价值，即使人处于脆弱和痛苦时刻

他们从外邦文化进入基督信仰，中间没有任何过渡阶段」。然而，有些「犹太化」的基督徒「认为不能这么做」。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原本是外邦人，他应该先成为犹太人，再变成基督徒」。

他指出，应促进“一种以社会和经济正义为原则来实现的负责任的旅游，充分尊重环境与文化”，承认地方团体的中心地位和他们作为可持续发展主角的权利。“在旅游业、地方团体和旅游者之间应建立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

从文化的层面来讲，教宗强调，“这个考验的时期给我们带来许多教训”。科学在向世界展示其伟大的同时，也暴露了它自身的局限性。

对所有基督徒而言，伊拉克因其文化和宗教上的富饶，因此在圣经和历史上是一个重要地区。今天，当地基督徒团体分为加色丁礼、叙利亚礼、亚美尼亚礼、梅尔基蒂礼、东正教和新教团体。

教宗强调，这是因为「圣神改变心灵，拓宽门徒们的眼界，让他们能着手为众人推展天主的伟大工程」，跨越「人人习以为常的文化和宗教藩篱」。

教宗最后总结道，这一切有助于打造我们所盼望的地球：在其中，对话与和平的文化将能带来崭新的一天；工作将带给人尊严，守护受造界；文化南辕北辙的不同世界得以交会，共同关切公众福祉。（原载：梵蒂冈新闻网）

他们推心置腹地讨论了一个问题：从远方而来的弟兄们在欧洲修道究竟是该融入当地文化，还是要个别保有自身差异？

内容从他与前任教宗们的关系到他的“边缘”概念及他与南美文化的关系，到他在国际政治上扮演的角色都包含在内。

他始终寻找最好的方式来“进入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甚至穿上僧侣的袈裟。后来他明白，必须“呈现儒家文人的生活型态，穿他们的服装”，而且要研究他们的著作，在与中国社会的文化和习俗的对话中介绍基督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