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胡永生纪念碑揭幕之后，我在新绛武主教那里看到一本传教士的书，台湾还是香港出版的，也是从欧洲方济各会翻译过来的，里面他们自己的记载就是说，日军怀疑胡永生跟中国的抗战军队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嫉恨于他，就不断上门滋事

陈神父的英文原名是TommyMurphy，直译为汤米·墨菲或多默·墨菲，但因他钟情中国文化，并为尊重中国姓名传统习俗，他效法利玛窦等热爱中国的传教士为自己起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陈发义。

教宗方济各在传教节文告中指出：“我愿意说，‘即使最软弱的、有限的和受伤的人，也可以按各自的方式做传教士，因为即使善与许多人性的软弱共存，也必须传福音’”。

其实，此前沙百里神父（JeanCharbonnier）已经告诉过我，他们的神父除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学研究方面有着了不起的贡献之外，还有许多传教士在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及建筑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虽然天主教在十六世纪就已经由利玛窦带入中国，也曾经和中国文化发生一定程度的触碰，但这样的触碰多是关于东西文化的交流，即传教士们如何把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带入中国，同时又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

沙勿略则是来自西班牙，为耶稣会创始人之一，为了传教而走遍全球，是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新教宗就是耶稣会出身。

它不仅是方济各会培养修士的重要基地，还是方济各会传教士的大本营，凡来山西的方济各会士几乎都来过洞儿沟。改革开放后，来太原洞儿沟旅游朝圣的海内外天主教人士，定会参观这座会院。

早期的传教士很注意穷人并具体答复他们的需要。之后，公民社会及经济环境逐渐改善了，政府也承担了更多责任，使得不少穷人得到协助，甚至长久性地脱离贫穷。修会的一些机构多少失去了原来的先知性意义。

留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拉贝德士、史迈士和米尔士等和金陵大学任教的传教士和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们开会，一致决定模仿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先例，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也称难民区)，以便在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保护未来得及撤离的难民

hellip;其实，当我家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那个年代，我儿子在初中读书的时候，我只在圣诞节领他去过两次教堂参与弥撒圣祭；读大学时听说他学习英文《圣经》；工作后我有一次去了北京，他主动约我去瞻仰利玛窦等传教士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