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建立了大学，而中小学则更加普及。凡教会所办的学校，校规严，教师严，校舍及教学设施规范，教学质量，皆名列前茅。

这里的教会也如春天般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年轻而有活力，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见第七期“信德”）他们还没有正式的教区，神父、修女分别来自山西、河北、广州、北京等地方，教友们几乎都是从四面八方来深圳做生意、打工的

北京教区曹各庄为堂区部分困难教友及部分教外朋友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也亲赴老年教友和患病教友家中，为其送上病人傅油圣事及圣体。

1999年他到了北京全国修院就读，在那里，有来自七个省份十六个教区的同年级弟兄们，他说：与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教区，不同性格，不同成长背景的弟兄们生活在一起，收获了一种非常珍贵的经验，让我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成长

刚开始，他们在北京的一个“北漂一族”微信群里为受助学生寻找有爱心且富裕的资助家庭。然而，这种方式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窘境。近一半的家庭资助三四个月之后，就与孩子见面，之后就悄悄消失了。

北京东交民巷堂是个比较小的堂区，主日参与弥撒的教友约在400多人左右，但是教友们为灾区人民献爱心的积极性却比较高，据该堂主管财务的周玉兰教友介绍，该堂为雪灾地区共捐款9855元，其中本堂司铎高阳神父个人捐献了

在全国修院的活动中为辽宁教区神职班带领退省后在北京西直门堂献祭服务为默祷团体带避静陈神父去世后，高隆庞会九龙会院以中国元素（像、香）设立简朴灵堂悼念三、香港及其故乡的追思祭奠近年来，陈发义神父往返于内地和香港

（北京100872）【内容提要】本文以对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16至18世纪西文中国地图藏品的分析为基础，论述欧洲近代制图史上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异，以及此种继承性与变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

苏州小修院毕业后，1992年5月，我去了北京的全国修院（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在全国修院读书期间，院内修士人数最多达到130多位，我们班人数最多的时候有70多位修士——后来有60多位晋铎成为神父。

1999年进入北京全国修院。2005年毕业回到贵州教区贵阳南堂实习，并于9月4日晋升执事。晋铎后任兴义天主堂本堂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