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是大公运动和宗教交谈，以及对青年的认可和妇女参与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当天上午全体大会开始时，一名修女说：“我们努力尽可能地融入其中。”这一切蕴含在这个“以聆听为先”的“进程”中。

由于他在教会内的杰出声望和地位，因此也成了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第一届大公会议的重要人物。

也正是贯彻了梵二大公会议精神，真正体现了福传本土化的要求，才会有后来的喜人局面。　　以教会音乐为例，曾盛极一时的教会民乐队，由于自身的原因和在流行音乐和铜管乐队的冲击下，在多数堂口销声匿迹。

因此，教宗在主持圣祭礼仪时不是面向信友，而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实行的背向信友，面向祭台墙壁的方式。这个方式引起意大利此间许多人的惊奇，他们以为教宗复古了。

梵二大公会议后的新礼仪年历又把30日纪念日取消了。本瞻礼日的弥撒经文很明白地指出这瞻礼在教会中的特殊意义。

在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中，阐明了圣神的天主性--并加进了教会的“信条”。

根据梵蒂冈第二次届大公会议的教导，“天主子民”的概念包括了平信徒、修会会士和神职人员，它是教会非常基本的特质。我们天主子民是受傅者，洗礼时便领受了基督徒的尊严（《教会宪章》第2章）。

9、教区全体修女应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实际，帮助“信友凡是以虔敬的精神，参与堂区教会团体举行的福传活动（popularmissions）、退省或遵照教宗的意向，参加在教堂内或其它适当场所举行的梵二大公会议文献和

我们在《宗徒大事录》第10章科尔乃略皈依的事件中看到这两个运动中的第一个——普世性（大公性）。五旬节那天，宗徒们向所有犹太人和遵守梅瑟法律的人宣扬基督，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

他也是个伟大的神学家，在特利腾大公会议对司铎接受培育作出规定之前，他就于1550年在巴伦西亚创立了修道院，至今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