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夫妻俩散步时来到了西直门教堂，看见门开着就走了进去，一位老教友王先生给他们讲了很多有关天主教的信仰，夫妻俩感觉很有说服力，最后老先生说：我们这里有慕道班，非常欢迎你们来参加。事就这样成了。

那时，我心里才慢慢释怀，至少天主在关门时，还为我开了一个门缝儿。那一次，我学会了顺服。从那时开始，我一边祈求天主的眷顾，一边积极地为孩子验配助听器，并了解耳蜗手术的事。

我俩寻声踏门探去，几手同时发现就在一堆废品的乱草堆旁边一动不动地藏着一只小猫。这么小的猫咪怎么会独自呆在这里？是不是饿了？我无暇想太多急忙把它紧紧抱在了怀里。

祂临在於那些不速之客身上，我们常常无法认出祂来；祂行走在我们的城市中，我们的社区中，乘搭我们的公车，并叩敲我们的门。这同样的信仰也催促我们展开全新的社会想像空间，不怕经验新的关系形式。

在徐麒方神父和周伯泉神父的主持下，辅祭人员手提调炉、高举十字架为前导，执烛、洋鼓队、圣母轿、主祭、辅祭、读经员、唱经班、教友跟随在后，游行队伍举着“中华圣母佑我中华”、“和平之后为我等祈”、“罪人之托为我等祈”等横幅，从西墙门出发

为了他人的生命，奉献自己的生命，相信他们透过死亡的大门必然会见到站在门另一边准备拥抱他们、给予他们新生命的耶稣。这便是基督徒的使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担当。

这三种态度关闭了通往圣神的门。」首批基督徒并未归咎于他人，却是祈祷。在那个团体里，没有人说：「要是伯多禄再小心谨慎一些，我们就不会陷入这种处境。」

于是他下定决心，自己带头奉献，然后挨家挨户地敲开本村教友家的门，登门求援。教友们见霍秉崇如此的爱心举动，十分感动，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竟然筹集了1400元。

终于接近那关键的门时，我气喘地说不出话来，跌跌撞撞地走到柜台前。困惑的登机口工作人员只听到我的声音：“我……我……（咳嗽，咳嗽）……能上……飞机吗？”

那时，教会有40余亩耕地，因缴不起国民党的“没够粮”，会长被迫逃离，伪特派员借故多次关闭堂门，不准教友进堂诵祷。时任意籍本堂温俭让神父，于1948年6月间也离开了西柳林。那时，堂区无牧，群羊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