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您的理解及慷慨奉献，所以在湖南、吉林、贵州、台湾花莲发生特大洪灾、火灾、地震之时，中国教会才能以全国神长教友的名义把主的大爱传递给社会人群，陪伴灾区同胞，共度时艰。

我也向遭受这些地球运动和地震之苦的高贵的摩洛哥人民表示哀悼。让我们为摩洛哥祈祷，让我们为居民祈祷。愿主赐予他们恢复的力量，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之后恢复。最后，我问候年轻人、病人、老人和新婚夫妇。

1937年日本侵华，八年的暴行使全国绝大部分修道院解散。1947年几经周旋，历尽艰辛。谢播德神父来到上海，上海教区于斌大主教祝圣晋升铎品。

后来，在二次大战中，福拉乃甘神父到日本和亚洲战场去宣传他的人道主义，又收养了许多不同国家的战争孤儿，其中一些来自亚洲战场。

我五、六岁才会说话，八、九岁才上学，一生是战争、苦难不断，没上过中学和大学，只能靠自修，最后竟能到日本完成博士学位，这是要很下苦功的。

每年暑期村里干部都组织公费外出旅游，去日本、四川、云南等，而这时又是教会培养孩子们信仰的最佳时期，每次他都毫不犹豫地放弃旅游，而选择继续忙碌。

1952年圣方济沙勿略修会离开了中国大陆，前往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传教：日本、印尼、巴西、狮子山国、刚果、孟加拉、布隆地、喀麦隆、查德、莫三比克、哥伦比亚、墨西哥、美国…，未包括说中文的地区

这位教会历史上首位出身耶稣会的教宗曾渴望到日本传教。

抗日战争时期，印尼华裔神父杨安然修士曾多次往返南充和重庆之间，这位外国传教士受中国抗日的影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十分愤慨，并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寄予很大的同情，继而产生为中国的抗战做点事的想法。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中国代表才得以进驻梵蒂冈，这也得益于中国方面坚持要求予以其日本同样的承认。直到战后的一九四六年，宗座驻北京代表升为宗座大使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