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保禄六世教宗在梵二大公会议结束时重新启动这个思想，成立了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如今，我们要像儿童学习走路那样，艰难地向前走，有时步伐会显得笨拙。

有些人希望在司铎职和女性角色方面有所革新，也有些人「在梵二会议礼仪发展后感到不自在」。有的人生活在饱受磨难的国家，有的人每天在暴力和冲突下求生存，有的人极力抗拒巫术和部落主义。

1962年，他以科隆（Cologne）总主教福林格斯枢机（CardinalJosephFrings）的神学顾问身份，出席梵二大公会议而名噪一时，当时他只有35岁。

这个方法也用在了梵二大公会议上：教会借此努力更新关于教会自身，特别是关于平信徒角色的教导。此外，在关于教会的课题上，不仅是靠会议或法令来解决，更有赖于对这些教导的接受。这有时可能需要“妥协”。

梵二大公会议教会要求我们的每个教友都积极地参加福传工作，但这也并非是要求每个教友都以传教工作为专业，在这一点上，大家必须十分清楚。这是因为福传工作和传教工作还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了神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我有如再次找到自己的信仰，不仅是在梵二大公会议的背景下，也是在亚洲的背景下，在一个深受佛教、神道教和其它宗教影响的环境中。”　　

同一天纪念圣人、真福、可敬者及天主之仆教宗强调，圣德并非人类努力的结果，而是为天主的行动敞开心灵；圣德是一项普世的圣召，这也是梵二教导的核心。

他曾对我们说：我已60高龄，期望天主赐恩，在我有生之年，能实现我的一些梦想：一、能为佘山修院培育100位神父；二、在上海重新恢复和新建100座教堂；三、光启社能出版100种宗教的神修书刊。

第二，积极宣传“梵二大”精神，推动教会本地化。“梵二大”精神到现在新老教友也知之甚少。一些老教友还抱着一些过去的老规矩不放，对已接受新思想的神父行为，言语怠慢，横加指责。

因此，拉内需要设法解决康德与梵一大公会议（FirstVaticanCouncil）之间明显存在的矛盾：康德否认自然神学的可能性；而梵一《天主之子》宪章却肯定人类理性能够认识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