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同中国一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也同样出现过我们今天的类似问题。

在这个图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圣召人数的线条一直是往上走的，2000年到达高峰，然后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的时候，那一年晋铎人数就有290多。

基督教会间教义争论虽已持续许多个世纪了，甚至从教会建立之初就开始存在了，但我们也同样注意到：不论如何争议，各方信守天主圣三是唯一真神等一系列关键信条和基本教义方面，从来都没有背叛和离弃天主的正道和真理，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香港教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耕耘，福音的种子终于成功地在宝安等地结出了硕果，为日后这个新兴地方教会的再次复苏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沿用了多个世纪的祈祷方式，更臻成熟，我决定加入「光明奥迹」，令这卓绝的默观基督圣容的方式，具备更完整的「福音纲要」真貌。(7)这样一来，我们又怎能不在光明奥迹的高潮，加入建立圣体的事迹呢？

就我而言，从世纪之初开始，就一直在呼吁信仰启蒙，也一直在呼吁应该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而且，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更加日益坚信：中国人离信仰有多远，离现代化就有多远，离现代世界也就有多远。

在1850—1950年一个世纪中，共派出超过6000名传教士到中国服务。1964年以后称海外基督使团。在这种情况下，内地会的戴德生，仍然坚持信仰初衷，不放弃、不离开、不申诉。

法国有一个学者有一本名著，历史人类学丛书里面叫（儿童的世纪），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家庭的情感革命和教育革命，这个孩子变成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主体，欧洲十七世纪以前孩子不是独立的主体，跟我们现在这个状况一样，

衡水王德宠神父：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读“信德”，在灵性的成长和了解中国教会方面真的受益良多。现在我发现阅读“信德”已经不是教友们的专权了。

但是16-17世纪西方天主教改革时期特有的心态、虔敬、文化和制度构建于整个教父传统和中世纪西欧的文化之上，是中国的士大夫难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