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生活和修会是自由的人组合的团体，不是军队，也不是国法。修道人是出于对基督和教会的委身，在特定时空中自愿委身使徒工作。因此我们要明白这是自由的行动。

1984年，我18岁，根本不知道修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听从了堂区会长和父亲的劝导，放弃唾手可得的大学生涯，考入了神学院。没想到，入学的第一天，就因私自外出被抓了个现行，还差点被勒令退学。

小时候他经常帮忙父母照顾弟弟妹妹们，长大后，他慷慨地回应了主基督的召叫，弃家修道，最终走上了祭台。

哥哥弃家修道已五年，这为我们这个贫寒之家是最大的欣喜与光荣。这不是一种幸福吗？父母几十年如一日，辛苦劳作，养活我们的五口之家。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我修道前，曾经征求过爸爸的意见，爸爸很为难的告诉我：“也好，是条正确的道路，这条路也适合你走。”我心里清楚知道，他不希望我去修道当神父，他也请舅舅乔森为我安排好了教书工作。

我们住在南堂，至西北旺上课，由于他的推荐，傅主教接受了我继续修道的请求，说我是“老兵新传”。因而我既是先生，也是学生。我把《电大英语》报社也迁到了北京，成为《中国电大教育》杂志的副刊，一身几任。

在通话中，曹修女谈到说现在在一些公开场合中讲话时会感到非常紧张，并因此而希望从我这里学到一些招数，我向她讲：“你们能够心平气和、不别扭、不紧张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过修道生活，同时又热心地为这些病人们服务，这比任何一次讲话都要有力和有用

六月中旬济南的天气已经很炎热了，和我一同前往的还有我的表嫂，她是爱祯的一个远房亲戚，为了让爱祯安心修道，她为爱祯的家做了很多事，爱祯亲切地叫她妈妈。经过四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俩顺利到达了朝城修女院。

如何送男修道生入神学院，女教友入修会呢？这个问题确实难坏了教区，靠教会上级资助，有人告诉我们，未正常化之前无望；靠政府，只要政府放宽政策，就是天主降福了。

当时麦乐瑞修道院的第一任院长文森特神父带着７０多名在异域漂泊，受尽苦难的爱尔兰籍修士们的热望返回祖国，满世寻觅合适的修道院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