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在公益事业中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博爱、关注弱势群体等等优良的传统，但是现在如果做好公益事业，做的方式是什么，如何让信众和百姓更好的接受宗教公益事业，这都是我们需要交流和探讨的。

近百年来奥地利耶稣会从人力物力上一直在给予中国教会优秀人才支持，从经济层面给予爱心惠助，从灵修层面给予陪伴服务，尤其在我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凌主教和蒲敏道神父等深入中国基层社会，与中国教会及中国人民同甘共苦，默默地勇敢保护他们身边的百姓及地方教会

孙思邈曾隐居太白山，他坚信“人有可治之疾，天有可消之灾”的信条，坚持悬壶济世，游走四方，解百姓之病苦。

十八岁高中毕业后，归家务农，在此期间经常抽闲在家乡和邢台山区一带传教，引领多人归向耶稣，与此同时，刘神父蒙主召唤，矢志献身于主，度奉献生活。1980年,刘神父到保定跟随施纯洁主教学习。

比如，教会深入偏远的山区和农村从事慈善性质的麻风病院、残婴院和老人院等社会服务，为社会分担责任。

有一次，认识张修女的一位教友（张修女不认识他）在一个教友微信群里看到一位在贫困山区服务的修女在群里为堂口募捐，此教友心生怜悯，但这种网上求援，又不知真假，于是她拨通了张修女的电话：“张修女，有一在山区服务的修女在微信群里募捐

他经常吃剩菜剩饭，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给大西北山区的贫困人群。米神父住在西安外国语大学的近60平方米公寓中。

当时主教神父们外出传教主要靠公交车和自行车，一些偏远山区的神长甚至骑毛驴，一些身体好的神父则开摩托车，个别老神父只能靠三轮车外出传教。

七八十岁的老人信仰基督，不识字的人也会唱诗、诵经，这其实只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结果，人们信教其实不是信教，而是信钱，信当下的好报，这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中国能出现三四亿信徒的原因，而这些信徒，大多是底层百姓

上帝是在预备我们将来要为他做更大的事情，就像上帝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旷野之上，为了磨练他们将来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在这段期间唯一和他有联系的家人就是他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