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协议草案，新的中国主教将由地方神职人员选出，教宗做最后的任命。教宗如果能向中国提出证据，可以从道德等方面否决候选人。

无论是从地域，还是从神职人员与教友人数来讲，台州都不算是一个大教区，但她却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开教与发展1865年，台州丝线商王先德往镇海经商，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天主教办的育婴堂。

然而，其原因或许也是因为堂区的氛围过于紧张，缺乏团结和凝聚力，或者是因某些神职人员过于权威化，给教友的感觉更象是太阶级化而造成的。

时过50年后，段主教在谈及此事时感慨万分地说：风险再大，困难再多，我也在所不惜，因为我是神职人员，神贫、贞洁、服从是我的行为准则，教区主教之命，我必听从。

作为神职人员，也要考问自己：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我们都说教会不是职业，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既是使命，更当义无返顾。刚改革开放时为什么宗教热有一种反弹呢？因为教友们多年缺少宗教生活，有一种向上的心。

他面对这一切无怨无悔，对于自己的圣召义无反顾，忠贞不二，树立了神职人员的光辉形象。熟悉王神父的教友表示，老神父遇到任何难题都会以信仰化解，心态平和，为人淳朴，生活极其规律，是他长寿的内在原因。

神职人员加入在俗方济会并非异事，教会史上较知名的有教宗良十三世、圣维雅纳（神父主保，普世教会去年的司铎年便是纪念二OO九年他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以及真福若望二十三世，他们都是在俗方济会会士。

他气愤地讲述着听来的坏消息：神职人员的恶表、教友们的罪恶、在教会中发生的分裂及种种不可思议的丑恶……而神父只是把正在读着的《圣经》合上，放在膝盖上静静地听着。

他认为，这种福传形式有如一本活生生的福传书本，分享他作为神职人员的喜与哀和所面对的各种挣扎等，给外教徒作见证。

委员会的报告说，在香港服务的神职人员自七十年代至今，一直维持于三百至三百五十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