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期间的爱德与福传之间关系比较难以描述。我只能介绍贝宁的情况，因为隔离，特别是堂区关门，可以说福传暂时中断了、牧灵活动停止了。但的确，福传不仅限于用所看得到的加以衡量。

与福传新文化相配套的还应该有———福传精神———福传方式———福传战略。福传新文化的报道已经在“信德”第255期上详细阐述，我在此就有关其他一些问题，提出我的个人见解，请各位读者参考。

故不揣己陋，略抒浅见：I.扩充圣召渠道修生人数逐年锐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教区不但没有新的修生加入，甚至其在院修生也不断流失，圣召生源荒芜的局面实堪担忧。

教宗要传教和福传，应该说具有常人无法与之相比的巨大优势，因其地位显赫、一言九鼎，在大公教会内或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的扩展和外来人口的涌入，北堂大搞福传，每年都有三、四百人在这里接受洗礼。红红火火的福传令这座沧桑老堂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北堂福传的主要方式是办慕道班。

福传就是传福，就是把自己所拥有的幸福传给别人，如果我们仅仅只让别人听到幸福的声音，而得不到幸福的实惠，那岂不是让人家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吗？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总主教区总主教路易斯•安东尼奥•塔格雷枢机正式宣布，将于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马尼拉圣托马斯天主教大学召开有关新福传的国际研讨会，阐述菲律宾教会为新福传，特别是亚洲新福传做出的贡献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她告诉我们：福传从自己开始。我在想，如果每位教友，一生能感化两个人来信主进教，不出几年，中国的教友就会增进两倍。

现将我的一点亲身体验分享给大家，也算为主作一次福传见证。我是一名80后的上班族，每天除了照顾5岁的儿子就是工作。在公司的时间长于在家的时间。

其次是在福传方法的选择上，一般来说，在教会内，教宗通谕因其权威性已成为教宗主要的宣传和传播福音的重要渠道。大公教会规定，每个信友都有义务接受和服从教宗通谕。再就是如何广泛而又迅速地传播这第一道通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