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又有攻击性的国家主义和激进个人主义使我们在世界范围和教会内部崩溃或分裂”。“付出高昂代价的是那些最容易成为“其他人”的群体：外乡人、移民、边缘人，他们处于存在的边远地区”。

也就是说，随著国家主义的出现，出现经由国家解决国家问题的倾向，因此不诉诸对话，而是提出单方面的解决之道。这样不会有相遇，却有强国欺压弱国的趋势。国家主义趋势的抬头使国际组织遇到了困难。

措利诗总主教也对当前经济危机中欧洲人所表现的国家主义的态度表示担忧。他强调：团结合一的欧洲是欧洲成功的唯一模式，它不仅保障了我们的大陆享有和平和自由，也带给欧洲越来越多的幸福、自由和统一的货币。

教宗尤其强调生命、自由和幸福都是良好的价值，这些价值不能以个人主义或国家主义的观点来看，而应该从整个人类社会大家庭共同益处的立场来看。

这诱惑或是涉及个人，或是关乎集体，它常见的形式为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和经济上的狭隘利益。切尔尼枢机指出，这些危机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基督信仰传统的若干教导中找到。

诚如教宗方济各今年元月9日接见各国驻圣座外交使节时所强调的，我们必须「以团结互助赢得和平」，而非藏身於「利益的狭小洞穴、个人主义的封闭心态，以及有所伪装的国家主义」。

问：近几个月来，许多国际观察家一再重复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欧洲许多国家肆虐造成新隔离墙的危险”，您认为这是可靠的分析吗？

枢机解释说：“我们在过去的名称上遇到难题，因为巴比伦是一个政治上、国家主义的名称，与教会毫不相干。加色丁礼教会或东方教会的任所是在今天的巴格达城。

过去40年冲突与日俱增，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怂恿人们兴建高墙来阻挡移民。「然而，在这40年里，在这片荒漠中，许多希望的榜样让我们怀着并肩同行的梦想，盼望着以新子民的身份『迈向更广阔的我们』」。

“在对抗疫情上没有国家主义的余地，病毒不分国界。忙于考虑订购未来的疫苗，这意味着还没了解在一个相互连接和彼此依赖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