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包括时代特征，社会发展现状，地区经济、文化习俗和宗教状态；后者包括家庭个人处境，以及相应的城乡区别，传播对象的文化、职业、社会身份。只有我们面对环境，融入文化，进入生活，我们的福传才能大有作为。

守护宗教根源和历史，但应“为宣讲福音寻找新道路”。我们应牢记本笃十六世的教导，他说，“基督信仰传承并不是一些东西、一些言语的汇集，好像一个装满了死东西的盒子一样。

其次，基督宗教并不是从理想中诞生出来，亦不是出自一个神秘境界的内里经验。能令宗徒们的内心澎湃，是基于一个客观的事实：复活基督肉身的临在。

从科学史上来看，近代科学的兴起不单得益于古希腊思想，更得益于基督宗教的信仰。

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恢复了自由。1982年，安阳德高望重的张志恒神父来到了我们村，重新点燃了赵流河堂口复兴的希望。

由于自我弃绝及自律松懈，许多宗教艺术的作品都流于平庸，神修写作平凡，祈祷专事情感发泄，以至献身生活也不吸引人。　　某些人以一种失望的英雄勇气，离开他们认为“廉价”的感情，而到沙漠去寻觅天主。

来自四川的王艳修女是福传的直接受益者，作为宗教开放后南充教区领洗的4万余新教友中的一员，她对未来的福传事业充满了希望。

在浓郁的宗教气氛熏陶下，他喜获圣召开始慕道。入学的第二年他领受洗礼并立志全心归向上主。他放学回家时常向母亲讲道理，母子二人心有灵犀，年逾五旬的母亲原是佛教徒，后皈依了天主教并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友。

是在无区别地影响着我们一件事，它超越了地理、社会、文化、宗教和年龄的差异。尽管存在差异......我们希望组织成一个团体:来分享经验、热情和困难。”

上文介绍的女性仅仅是四世纪的例子，但是她们所创办的团体却是当时宗教生活的前驱。她们的见证和权威深深地影响着她们所处时代的基督徒团体，以及未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