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信仰，他说，“我领洗，只是因为家庭的传承，仅此而已”。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张邀请人们到学校参加体育活动的海报。“如果我知道那是一所戏剧学校，我绝不会去那里，我太害羞了！我只是对运动感兴趣。”

我等到快3点的时候，放弃了坐车回来的想法，决定徒步。我车里平常都会放一双黄胶鞋，我第一时间把鞋换上。

因此，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结，我渴望父亲支持我的选择，渴望他能在我无助的时候鼓励我，渴望感受到父爱……这一切好像父亲都没有满足我。然而，那年暑假发生的一件小事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坐在那里，伤痛欲绝。有一个传教士来跟我谈天主的用意，以及这些事发生的原因和死后的盼望。他不停地说，我知道他说的话都对。但我毫不感动，只希望他快点走开，他终于走了。又来了一位望着传教士，坐在我身边。

向我推广“信德”的人是我的大姐崔瑞琴。我在1999年初单位内退后进入教堂，开始度信仰生活。其实我是从小就领洗的教友，文革前也跟着妈妈参与弥撒念经，经过十年动乱，教堂关闭，信仰也变得淡漠。

走出安宁的修会，踏入繁华的闹市，虽只有百米相隔，却让我感觉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自问：“我是谁？我要做什么？”

冥冥之中爱之神悄然把我呼唤，开启了我昏聩的心灵如同闪电，他给我智慧给我力量给我勇敢，引领催促逼迫我迅速把福音传。

2008年8月8日中午，我坐在北京的肯德基快餐店里，惊喜地接到一个电话。MarkusJohn，一位我早在2004年刚到上海为德语团体服务时认识为美国体育媒体工作的德国人，他问我当天晚上是否有空？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地明白了，那些古老的圣书正是老一辈人虔诚、忠贞的信仰见证。后来我又从奶奶手中接受了古老圣书，我深知这是沉甸甸的宝贵信仰，体现着一代又一代的信仰传承。

他在接到任命后，向本梵蒂冈电台表示：我以激动的心情深深感激教宗对我的信任。回到耶路撒冷对我来说是回到了家，因为在几年前我曾荣幸在圣地服务，但那时我不是大使。现在我肩负代表教宗的重大责任回到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