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可能做所有的事，这绝不可能，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因此，这是一个使命、亲密和协作的团体。此外，这些机构素来都习惯于彼此合作，即使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不同媒体拥有不同的工具和语言。

教宗担忧的一个事实是，重大的决议、宣言和决策往往没有经过真正的协商进程、没让所有国家都发表意见。

富翁和乞丐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位富翁有钱不是其错；他享受自己劳动的合法成果，也没什么错误；从故事记述看，他好像也没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没伤害任何人。也许他还是一位虔诚、循规蹈矩的犹太人。

他提了些问题：这件事发展得怎么样了？那个问题处理得如何？他了解最新的进展情况。和他交谈是一件快乐之事。我征求他的意见，他给出自己的看法。他的建言总是不偏不倚、积极又明智。

(二)大多数的枢机全职牧守世界各地的总教区（或教区），同时兼任上述某些宗座部门的委员（例如已故胡振中枢机曾出任宗座万民福音部和礼仪圣事部的委员）。　　

但这并不是基督徒被呼召要做的事。

回想起监狱生活，有两件神奇的事令兰神父至今难忘，常常感念天主及圣母的莫大恩惠。那就是在礼泉监狱中，一次因他质问行刑者自己身犯何罪，什么时候能出狱时，而被责打，双手被紧紧地反铐起来。

这个事成了她心中的头等大事，于是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动员全家老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教堂。因为是在我们家的宅基地上，母亲只让别的教友出力没有让她们出钱。

梁国辰神父说：“在避静之前我曾考虑是否要参加这次避静，然而通过这次避静，我懂得了天主在我身上所彰显得的大爱，天主通过我要作的事工，我回到传教生活中更应藉助天主的恩宠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信仰的天路上，存在至少有三件又痛苦又矛盾的事。譬如，身体的软弱倒成为属灵的能力的动力；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属世的贫穷倒成为属灵的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