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将来从事牧灵福传工作，或管理一个堂口的时候，接触的是形形色色的人，要学会用法律来保护好自己，同时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开展合法的宗教活动，他希望修生们做中国法制建设的捍卫者和实践者。

我来到澳门教授及撰写有关神学，并在宗教研究学院工作，其他的事，我完全没有想过。我喜欢我的工作，也喜欢在澳门居住，我希望能一直继续在［宗研］学院从事的工作。

由于教会在此世界中的服务，因此面对教理讲授的提议，不得不分辨各个主题往往所涉及的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宗教背景、文化趋势–这些因素虽然没有直接影响教会的教理讲授–却塑造了我们当代人的内在面貌。

如今的贞女们再不是1931、1932年初来乍到时的新手，虽然她们学习中文阅读与写作，接受完备的宗教训练，但照顾两百多名来自乡下的妇女儿童绝非易事。

时间到了1982年，终于迎来了曙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落实。开堂设点，满足教友的信仰生活；开办神哲学院，培养神职接班人。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也是我梦想不到的事情。

此外，圣人还组织在俗信友，1875年创立关怀青年的协进会，为慈幼会的第三会，协助慈幼会的教育工作，这些团体继续以“宗教、理智、仁爱”在青年中实践鲍思高神父的“预防教育法”。

其实，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基督宗教的“爱的责任”的观点。对于信仰天主子耶稣基督的人而言，“爱的责任”，就是将天主的爱带给每个人，特别是那些处在罪恶危险中的人们。

头胎男儿以特别的方式属于天主，就因为如此，耶稣，一如许多宗教一样，必须以特别的方式被交回给天主。然后再以一个替代的牺牲把他抵毁来，就如圣路加在献耶稣于圣殿这段事迹中所叙述的。

人们想要的“默西亚”，包括当时的宗教领袖所宣讲和期待的“默西亚”，都不是天主所派遣来的“真实的默西亚”。其次，门徒们期盼一位能满足自己人生的“默西亚”。

为更好地管理教区，罗马教廷于1929年和1933年先后从正定代牧区划出赵县和顺德两个宗教监牧区，分别交由中国神职人员和遣使会波兰省管理。教区划分后，正定代牧区各方面教务仍有明显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