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敦促他们找出方法来增进“社会凝聚力、手足情谊”，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修和”。战争和旷日持久的冲突在世界许多地方制造撕裂，造成平民百姓的死亡和毁灭。“普世万民所渴求的和平，只能是正义的果实。

就如教宗良十四世在文告提到：“年长者是作为希望的标记，成为我们信德与虔诚、公民德行与社会担当、在考验中持守记忆的榜样！

在这段时间，米理朋神父资助了世界很多国家重要的社会和牧灵项目。特别是，对中国的基督徒团体的帮助为他来说尤为重要。自2007年，米理朋神父在扎姆斯（Zams）的慈悲圣心修女会的医院作院牧8年。

通过缅怀85年前的本堂饶家驹神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鼓励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为教会及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当我到那里之后，我想这里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中国教会的五大特色：圣事型、道德型、文化型、社会服务型、民间外交型教会。我很痛心。当时我就意识到了：感谢天主！

尽力于社会，谋人群的幸福，那才是真宗教。因此我们也当引以为戒，常常反省、检查自己的信仰生活和心灵状态，是否将最终目标锁定在现世的福祉、顺畅、名利、快乐上呢？是否只追求自我精神的圆满或天堂的福乐呢？

实在搞笑，这要么是扯蛋，要么就是变态，唯一能收获的就是社会的反感。

正因如此，贫穷圣愿势必挑战金钱的崇拜，并对社会提出了先知性的诉求。

当时华北各地经常发生教案，市井小人借教欺压邻里，不良教徒则藉教而报教外之仇，天主教在当时为社会和士大夫所不齿。英敛之在此时入教，并非盲目而信。

不可否认，法律与法规在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法律与法规，就没有安定的社会，就没有稳固的国家。但为什么我们制定了这么多这么细的法律与法规，但收效却不能如愿呢？问题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