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7岁时经历了那时中国女性都要经历的痛苦——缠脚，从此，她身上留下了封建社会的烙印——三寸金连；19岁时又按当地大媳妇小女婿的习俗，嫁给了比她小4岁的农村有志青年方志杰

这个年龄段好奇心特别强，茶前饭后喜欢听家里人拉闲话：谁家干了什么坏事得了什么报应啦，某人因为不遵守教会规定而附魔，人下了地狱有多么痛苦等等。

不少圣人都有哭泣的恩典，重复了耶稣的感情，他在世上的最后时日，在朋友拉匝禄的墓前，看到玛尔大和玛利亚的痛苦以及对耶路撒冷的预见，并没有抑制隐藏自己的哭泣。

但她另有打算，要把医术用在解决病人的痛苦上，还要去传教救人灵魂，这是头等大事！凭着对主的爱心，凭着一腔热情，她决定开办私人小诊所。

在那段时间内，老神父经常遭受莫名的批斗，承受了很多身心痛苦。文革开始后，1966年9月，75岁的老杨神父，先被遣返至范圪垯，后回至没有教友的杨官庄老家。

因此，教会“必须以各种方法推行牧灵工作”，除了祈祷，也要“关怀”那些处在“痛苦之夜”的人。教宗说：“教会应是让人获得望德的场所，那里的门必须常是敞开的，人们从中可以得到慰藉和鼓励。

他们痛苦忧伤吗？你们给他们安慰吧！他们迷惘徬徨吗？你们给他们指点迷津吧！他们犯错了吗？你们给他们解决问题吧！」可怜的牧者感到必须一直付出，但他们要从哪里领受呢？

在采访中，埃斯基维尔也谈到亚马孙地区原住民因地主滥伐森林、破坏生态和其他迫害行径所受的痛苦。他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说，「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同时他也指出，需要有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破坏大自然的罪行。

众司铎的牧灵热忱和创意十足的关怀帮助了人们继续走信仰之路，而非孤独地面对痛苦和恐惧。」教宗赞赏许多司铎发挥使徒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与子民同在，殷切地分享：他们是天主临在于此、安慰人心的记号。

主教们迅速作出艰难而痛苦的决定，甚至允许教友们在一段长时期内暂停参与弥撒圣祭。”萨拉枢机在公开信中强调：“但是，一旦情况允许，就必须、而且是迫切地恢复正常的基督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