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赦免就领圣体，是冒领圣体的大罪，所以不敢领，加上当时没有体会到领圣体的重要性和他的甘饴，觉得领不领一个样，更不愿办告解了，后来是我的代母，她是个非常热心的教友（后来当了修女），她除每天为我及我的家庭（因全家就我一个人奉教

当时就有侯家村老人侯培池（第一任会长）、冯小娥由于振英带领前往拜请张会长时因他有病，便又找来刘安然会长，听侯陪池说明来意后，刘会长倍觉责任重大，自觉文化低，道理懂得少，有推辞之意。

我是在北京工作两年后５５年结的婚，５６年随丈夫一起调到武汉某设计单位，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直到６１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回国，因工作变动，我们一家又先后到北京、重庆等地，最后我们在６１年底调到徐州改行当一名中学俄语教师

但他并没有因这致命的打击而放弃信仰，没有失去对天主的依恃之心，并且还说：“我们能从天主手中接受祝福，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灾难呢？”因着约伯的信德，天主又赏赐给他幸福美满的家庭及比以前多好多倍的财产。

事隔五年，但因这件事在心中已插上了善良的种子，并因那只手而感动的泪水一直滋润着我成长。（灵笛/陕西）

2002年5月里的一天，当我看到母亲因日夜操劳而十分疲惫的面容时，再想想自已糟糕的学习成绩，我难过地哭了。这时，我二伯母说：“你求天主吧！让天主帮助你，天主是全能的。”我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呀！

非典猖獗的时下，我因到过疫区北京，此刻被隔离，已是第四个昼夜了。往日忙于公务，累于学业的我，疲惫的身体因此得到了休憩，瞀乱的神经因此放松些许，浮泛躁动的心绪也因此安宁了许多。

神父们经常到这里做弥撒，极大地方便了那些因体弱而不便去大堂参礼的老人。对于病重卧床的老年教友，神父随时到床头为他们听告解，送圣体。年终岁尾时，神父还专门为全体老人们做平安弥撒。

任何效果都能够证明其存在的固有原因，如果我们越认识效果，就越能推论其原因，因为效果渊源于原因，有果必定先有因。”做为人，我们的感觉只知道此时此地的存在，可是理智却认识绝对和无限的存在。

教堂也因早已无人问津被拆除了。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悲痛惋惜。我们教会常习惯地把领洗早晚分为“老奉教”和“新奉教”,现在又有人把这些老奉教的子女丢失信仰的叫做“新外教”,意思是重新出现的教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