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提到阿鲁佩神父（Fr.PetroArrupe）的一封信，他曾是耶稣会的总会长。这是写给‘社会调查与行动中心’（CIAS）的一封信。

1578年他和另外13名耶稣会士从里斯本起航，同年9月到达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之一)，在那里他继续学习神学同时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

他却遭到了“位置正统而生活偏差”的司祭阿玛责雅的嫉妒和非难。这种来自司祭的非难，可以称为“神圣的困难”。

1961年，侨居美国的于斌枢机决定在台北恢复辅仁大学，得到教宗保禄六世的1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于是，商请耶稣会、圣言会和中国圣职单位（意即国籍圣职人员组成的一个建设辅大的团队）三家合办。

前任总主教范明敏枢机满80岁后不久辞去牧职，由裴总主教继任。裴总主教同时担任越南主教团主席。　　越南教会于90年庆祝开教禧年，于11月24日举行的一个活动，全国有十万名教友出席。

礼仪开始后，先是圣枝游行和祝圣橄榄枝，身穿鲜红色祭衣的枢机们从广场上埃及方尖碑前，列队走向祭台。教宗走在队伍的后面，手中紧握着由意大利圣雷莫城的囚犯们用橄榄木雕刻的权杖。　　

圣座平信徒委员会主席斯塔尼斯瓦夫·里尔科（StanislawRylko）枢机解释说，大会的筹备路线正是教宗方济各的邀请：建设一个走出去的教会，通过教会运动和新团体的贡献，使教会成为传教转型的主人

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教宗唁电写道：「沙勿略传教女修会三名修女在布隆迪遇害的悲剧令圣父深感悲痛。

教宗方济各知悉事件后，马上责成国务卿伯多禄．帕罗林（PietroParolin）枢机，致函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洪总主教，代为向罹难者家属致上哀悼之忱。　　

在谈到亚洲时，教宗说：亚洲对我而言是教会最大的指望，因此在前两次枢密会议中我擢升了几位亚洲枢机，为使他们成为所有亚洲教会在罗马教会中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