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向我们讲述了他对禧年经验的愉悦之情，特别勉励我们要意识到慈悲传教士的重要性。

仁爱会传教士们指出，印度当局已经将传染的孩子集中起来隔离了，但并不能阻止住传染病的蔓延。

尤其是德国圣奥蒂林的本笃会传教士隐修院，捐助了2万欧元给离太子港北部约65公里的莫尔纳圣伯努瓦的会士。

传教士伯丁修女向本社表示，“马拉佩政府的这一决策遭到了强烈批评，不分政治立场。尽管人们深知懒惰的态度和依赖性会阻碍国家发展”。“我们希望下一代教育所带来的希望能唤醒成年人的努力和牺牲精神”。

南昌、吉安、南丰、赣州等堂区神长教友还前往当地圣山举行弥撒，追念已故的主教、神父、传教士、修女及教友。为使教友们善度炼灵月，各地教会还积极制订出适宜当地情况的牧灵方案。

另外，主教427位，教区神父和修会神父共18，087位；修士2，676位，修女33，765位；小修院修生3，858位，大修院修生9，450位；在俗修道2，015位，教友传教士72，704位，传道员492

这些知名的作者对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影响甚巨，外籍传教士不是以帝国主义者的姿态，而是渴望学习更多关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我们分享了这些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热忱，以及与真正的基督宗教信仰相结合的可能性。

这些传教士本来可以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选择返回自己的家乡，丢下那些受威胁的妇女。然而文致和主教及其同伴的勇敢见证显示了他们在中国传教和工作的本质及真实意图，这也是一直以来教会在中国的使命。

由于福若瑟等传教士的努力，当地教友人数快速增长，教堂、堂口修道院、孤儿院、印刷厂、学校等都相继地建立起来。

该书认为公元258年（西晋时代）西方传教士宝阳（Bo-yan）在中国甘肃敦煌建造了一座天主教修道院，敦煌是东方丝绸之路的重镇。隋末唐初，东方礼仪的天主教——景教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