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教会也现代化了：礼仪改革、重视圣经、平信徒积极参与教会活动等，表面上看来和国外基本上一样，梵二公会议上的邀请已经被中国各教区的神长教友们听到、接受、并付诸实施。

一、犹主亲牧梵二大公会议后，圣神带领教会开始了她永葆生命活力的革新、交谈与福传的事工。教会秉承基督的命令，回应时代的要求，从而谋求一条属神的更新之路。

她经常出没于小镇的大街小巷，参加各种政府会议，写各类新闻、人物故事、影评、音乐专题等，基本上一个人包揽了整个报纸。

上世纪后期的梵二会议（1962-1965）再次给逐渐衰弱的传教行动注入了丰富的生命力，普世基督信徒的传教意识再次被唤醒。一时间，在基督徒世界再次兴起了一股强烈的传教热。

其中包括2000的千禧年、2012-2013的信德年、2015-2016的慈悲禧年，以及最近就一些教会生活中的重要议题所召开的主教会议。

前者是在宗徒时代，“由宗徒之长圣伯多禄坐镇”制定的，“而后者也有很大的权威性，它是最初两届大公会议（325）及（381）的成果。它至今仍为东西方各大教会所共用。”

堂区的活力需要更新，好让堂区能按照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献及其后的教会训导，重新发现每位受了洗的信友作为耶稣的门徒及福传者的召叫。

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总铎区的调整，我也计划每年举行教区本堂神父的述职会议等等。总之，教区原来既有的制度，行之有效的就保留，需要改变的就调整，过时的就废除，以前没有但现在需要的，就制订。

2005年新教宗（本笃十六）当选，11月召开世界主教会议。教宗命我去参加，会议中有休息的周末。我约了教宗（本笃十六）去看他，私下有半个小时的谈话时间。

以及和香港学者们的对话，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到共识，或者交换彼此的看法，这样有利于我们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了解国情、适应国情，如此，宗教可以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中更有效地发挥正功能、正能量，从这方面来讲，此次会议的社会影响或者社会效果都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