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青山本堂的王永亭神父，在修道院的课堂上听过范神父的讲课，至今仍保存着记录讲课内容的笔记本。

我的老师在教书期间，即1946-1947年，前后两次在法庭为南京大屠杀作证，一次在东京，一次在南京，但是他在课堂上从来没有向我们讲南京大屠杀。在我的印象中，老师不到50岁，但显得很苍老、很疲惫。

在世纪交替时，他们还受邀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最初三年（1998-2000年），他们在春季时去上两周的讲座课；之后每年秋季去上一学期的课程，一上就长达九年（2001-2009年）。

二十世纪，巴黎外方传教会也派了神父们到台湾岛、毛里求斯岛、马达加斯加岛、印尼群岛和新课里多尼亚岛。

而且是和他一起工作的修女们一起做默想，念日课，以此来准备每次的弥撒。教友进堂开始念经时，他进入神功架开始听告解。

每天除了做弥撒外，不是外出送圣体，就是跑各项对外事务，有的时候甚至忙到没有时间念日课。到了二零零八年，我给自己的生命做了一个整合，深入反思我这十年的生活。我好像过分的忙碌，甚至迷失了自己。

他很聪明，在那位老师的学生们学会之前，他就已经把所有的课都记住了。他写的字也大有长进。　　终于出现了一位贵人，其实也是一位满洲破落贵族袭将军，虽然手下一个兵也没有。

国外新的趋势是若干本堂神父，共在一名老神父住院中，共进晚餐，公念日课，再分头做其牧灵工作，饭桌上可以交流经验、讨论问题、研究方法，收益良多。

《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思想课首当其冲，成为各系必修课程。而原先的家政系等课程，则被视为培养太太的科目予以取消。

正是从教这堂课的过程中，她开始学习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饶恕。一切缘自她在备课过程中读到的一首诗《两位母亲》：一位母亲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代替我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