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谕》首先解释道，梵二大公会议重申，礼仪祈祷应能使子民理解，清楚易懂。这重大的原则要求主教们负起极大责任，在礼仪中使用通俗语言，并对礼仪经书的译文予以审核及批准。

不仅“梵二大公会议文献明确指出反对此类做法，而且基督信徒的皈依首先是心灵的转变”。为此，“教会规定要确保一定时间的慕道期恰恰是为了验证慕道者的真诚程度”。　　

教宗援引若望廿三世《和平于世》通谕和梵二大公会议的训导，指出和平应“依照正义来建设”，应“以爱来推动”并“在自由中”实现，不将“自己的特殊利益强加于别人”，而应“放下手中的武器”。

就像当初教宗说的：“在梵二大公会议标示的更新愿景中，我们越来越迫切地感到，今天需要重新发现所有信徒在教会内的共同责任，尤其是平信徒的使命。

1962年，他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梵二大公会议的开幕会议。隔年，他被任命为其中一位“专家”。皮罗尼奥神父于1964年晋牧，在不同教区履行他的牧职。

是保禄六世教宗在梵二大公会议结束时重新启动这个思想，成立了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如今，我们要像儿童学习走路那样，艰难地向前走，有时步伐会显得笨拙。

1962年，他以科隆（Cologne）总主教福林格斯枢机（CardinalJosephFrings）的神学顾问身份，出席梵二大公会议而名噪一时，当时他只有35岁。

这个方法也用在了梵二大公会议上：教会借此努力更新关于教会自身，特别是关于平信徒角色的教导。此外，在关于教会的课题上，不仅是靠会议或法令来解决，更有赖于对这些教导的接受。这有时可能需要“妥协”。

梵二大公会议教会要求我们的每个教友都积极地参加福传工作，但这也并非是要求每个教友都以传教工作为专业，在这一点上，大家必须十分清楚。这是因为福传工作和传教工作还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了神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我有如再次找到自己的信仰，不仅是在梵二大公会议的背景下，也是在亚洲的背景下，在一个深受佛教、神道教和其它宗教影响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