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地，「圣母的另一个家」，也就是纳匝肋圣家医院，新生儿科将添置新的专业设备。记者会最后谈及意大利空军、国家民航局、意大利航空公司和飞行会等单位的角色。

疫情发生后，当地教会运用募集而来的善款，购买了一台制造并浓缩氧气的机器，赠送给医院，用以填充氧气筒。然而，这件事在政治层面也造成了极强烈的影响，因为这原本是民政当局的职责。

后来病情进一步恶化，逐渐出现走路不稳，视力下降，记忆力明显减退等症状，后辗转山西、北京多家医院检查，病情仍然无法得到确诊，但此时王神父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生活无法自理。

每当有家庭成员生病时，我都会带他们去医院。无论需要什么，我都会尽力提供，有时包括食物。在必要时，我也会以金钱帮助他们。图2图3这次封锁加深了我与各个家庭的互动。它帮助我更加靠近堂区团体。

或者，「我们也想想治疗病毒的方式：它们多聆听大型制药公司，而非在第一线的医院或难民营服务的医护人员。这不是一条好的道路。人人都该受到聆听」，不论他身处高位，或是位于基层。

他在医院与病毒战斗了一个月，可是最终他没能康复。在他与病毒战斗期间，我们在希望中陪伴着他，祈求我们的主，生命的赋予者，为了我们的喜乐把院长保留给我们；可是，主欢迎他进入与主同在的永恒喜乐。

在玛瑙斯，医院人满为患，防护设备不足，国家卫生当局至今还没批准任何一个疫苗。墨西哥的情况也相当惨烈，已有超过13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总计有150多万人感染。

因此，勉励人们重温自己教区在这方面的经验，考虑到教区内信友、神职、堂区之间，甚至和主教的关系，与不同形式的修道和奉献生活、协会和运动，以及与机构的关系，其中包括学校、医院、大学和爱德团体。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在省机械直属职工医院从事检验工作已有35年。出生在一个无任何宗教信仰的干部家庭。今年元旦，27岁的儿子因病离我而去；在此之前，我的丈夫也去世不久。

起床、和修女上课、教英文、去医院、上夜校，天天都是这样重复又重复。这种不变的秩序，甘铎有时也感到不是味儿。　　是这样吗?你来中国做什么?　　就是为了天天做同一件事吗?　　五年了，我在这里做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