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开始，面向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做出了很多变革。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宗座宪章《基督善牧》中,再次重申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对传信部职能的阐述（29）——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的职能是管理和协调全世界的福传工作和传教合作工作

韩国天主教方面的代表有韩国主教团团长、韩国宗教和平会议议长、光州总教区金喜中总主教和釜山教区孙三锡主教，佛教代表是大韩佛教曹溪宗总务院长元行大师，基督新教的代表是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总务李洪政牧师（LeeHongJung이홍정

最温馨的记忆是多次全国会议或活动中与几位浙江前辈牧人的相遇，前辈们的呵护、关心、鼓励及多年不断的交往交流。

在梵二大公会议召开60年后，如今仍在对“进步者”和“保守者”之间的划分进行辩论，而重要的区别则在于“出自热爱”还是“遵行惯例”。这才是不同之处。只有懂得爱的人，才能行走。

首尔大学宗教学系教授金钟瑞曾总结韩国天主教会福传成功的秘诀，包括：教会合一并且在主教团领导下运作有序，给当地人民带来良好印象；神职人员和信徒生活行为表里如一、教区各级财政管理机制绝对透明，让人得出了教会机构管理有方的积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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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澳门早已成为教会进入大陆传教的基地，王神父就在澳门修院教授哲学，同时对自己在南京的传教工作做了全面的总结。历时5年后，他又重新踏上大陆，于1624年改名高一志进入山西绛州传教。

1908年后，一旅沪画家绘制出东闾圣母像，1924年在当时全国主教会议上被定为“中华圣母像”，同时东闾圣母被教会宣认为“中华圣母”！从此每年都有包括教会上层人士在内的神长、教友到东闾敬礼中华圣母。

历届教会大公会议以强有力的手段加强和完善了自身严格的体制，尤其是特利腾大公会议，通过对基督新教改革的严厉抵制，对宗教生活的自我更新，对信仰和纪律的不断加强，使的教会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