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宗徒大事录》记载，竟然还有门徒问耶稣：“主，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

因此，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教会层面以及个人层面，沙百里神父是中国教会的恩人朋友。

十年文革后，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国家政府在修建圣堂时，尽力做了一些补助。怎样团结教友重新修建这些圣堂，是摆在每个牧者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吴神父尽量动员教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生活中的“宗教关系”，关键看能否通过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规范，使宗教成为社会的和谐因素，使信教群众成为建设国家的积极力量，使宗教界通过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坚持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另外，国家提供的制度空间，没有一个普遍性空间和慈善法，所以做的时候有很多困难，我们把它叫做权利主导型、政府主导型或者是党国运作型———有灾了有需要了，它就让捐款，捐了之后就完了，这个事情就做完了，没有延续性

他也接见过无数的政府官员；他的官方访问共有38次，738次接见和会晤政府首长，另外与国家总理的会晤有246次。　　

今天的社会、国家，是不是在动乱之中，就要自己去想。不过，我们盼望大家互相革新。在革新之中，将不好的革除，就会变好；也要将不道德的，变成道德的。

他不赞同外籍教士到中国之后，只知道赞扬自己的国家，却不准中国神父和教友歌颂自己伟大而文明的祖国。他极力主张本国神职人员管理本国教会。因此，他对上世纪以来天主教会中的各种弊端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徐州西关天主堂、青年路天主堂等，在国家危难、同胞受苦之际，打开堂门，让众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徐州百姓和其他地区逃难来的人们，在教堂避难。教友们和神父们为难民提供多种帮助，大家相互安慰鼓励，共度难关。

加拿大是天主教广扬的国家，二姐每周日都和她女儿全家一块儿进堂，平时女儿天天在外忙碌，顾不上吃饭睡觉，母女没有时间交流，当她忙完家务送走外孙女上学后，自己漫步在庭院里，非常思念故乡，思念国内的亲人，在烦闷中总是打开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