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隐修院及公共祈祷都采用乌苏阿殉道录，而伪热罗尼莫书信则被列入日课经里。持相反说法的，是12世纪托名奥斯定的一篇论著，依据理性相信圣母身灵升天。此意见在13世纪后被士林学派神学家接纳。

上山的路旁设有“十四处苦路”，每到一处神父便率领众教友一边诵念经文，一边向主祈祷，祈求佘山圣母进教之佑庇护开封教区，庇护开封总修院早日回归，一边更深刻地体会耶稣背负十字架涉山受死之苦难。

为了进一步扩大教会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为了扩大福传、培训、接待等工作的空间，在神父的主持下，会长们积极配合，教友们乐于奉献，去年底，一幢240平方米的红色小二楼拔地而起，原来封闭式的围墙更换成开放式的黑色铁栏杆，堂院也设计整修成花园式院落

另一方面，圣神修院神哲学院研究员阮美贤八月称，这道社会通谕帮助香港信徒，在关社工作上响应近年困扰香港的贫穷、青年失业等问题。

教宗说从第十一世纪开始，艺术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意大利和高卢，也就是后来的法国，开始蓬勃发展，两个地方似乎在建造教堂上彼此竞争，几乎所有的主教座堂、隐修院圣堂和大大小小的圣堂都是信友们出钱出力建造的。

她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最年轻的生命是在隐修院度过，但她毕生为传教事业祈祷，透过她为福传而奉献的祈祷，她也成了教会的“传教主保”。

教宗说，这位圣人的一生为我们指出了两个传教的重要途径，就是：敬爱圣母，尤其要通过诵念玫瑰经来表达，以及祈祷，正如圣人创立的女隐修院，以祈祷来陪伴传教工作。

接着，维托神父介绍了“国际传教宣传中心”宗旨及活动项目，特别是有针对性地组织的主教、司铎、神师、修院教育师资等培训进修工作，并构成了某种形式上的“传教工作坊”。

托尔涅利最后谈到应用于梵蒂冈城国内的牧灵《指南》，指出这份《指南》的对象是圣庇护十世备修院的司铎、执事和教育工作者，住在梵蒂冈的男女会士，以及所有以个人或团体名义在梵蒂冈城国内的教会团体服务的人员。

早在1600年-1700年杨森主义时期，有一个闻名的女修院，修女们都是极完美的人，人们称她们好似天使那样极其纯洁，但她们却是傲慢的人，如同魔鬼一样。这是一件可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