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保禄在圣神与受造物的关系中提到了一个新的因素。他谈到宇宙万物“一同叹息，同受产痛”（参罗8:22）。之所以承受痛苦，是因为人将其处在“败坏的辖制”之下（参20-21节）。

如今，主的中国门徒们，轮到你们作那个神国的勇敢的使徒了。我相信你们的回应将是慷慨的、伟大的”。圣神，请降临，充满你信徒们的心！圣神，请降临，充满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

传教方面16至17世纪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学者们认为，第三个千年黎明的标志，不再是宗教迫害，也不是什么神学性的争论和分裂。

她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有4亿多美金的资产，全世界最有钱的公司都争相给她捐款。但是她一生却坚守贫困，她住的地方，只有两样电器，一个是电灯，一个是电话。

当时艾儒略在福建传教影响很大，黄贞本人直接和艾儒略有过辩论。崇祯八年(1635年)黄贞写下《不忍不言》，对儒佛各界批评天主教不力提出不满。

教堂作为祈祷和举行圣事的场所当然重要，但强调教会的文化性格，突出教会的人文面相，把教会事业与文化事业密切结合起来，达到以文传教、以文兴教的目的，却是天主教信仰面对文化中国的深刻洞察与创新，也是利玛窦作为一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著名知识分子的担当

1865年后进入我国北方传教的圣母圣心会神父们抓住这一时机，或由垦务局认领垦地，或向蒙民购买大量土地分拨给贫困农民耕种，有的还给耕牛、种子；使一些草原或荒地变成肥沃的良田。

1951年夏天，教区修生解散，他回到抚顺堂区传教。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反革命”，入狱进行劳动改造，历尽磨难，二十余载。

我的方法是在39年中发展出来的，方法是慢慢发现的，要创造自己的方法：我的书、我传教的语言、我用中国传统文化传教、我的儿童弥撒等等，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而我则以为玛利亚和玛尔达都是耶稣的朋友，她们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款待耶稣，两样都重要都不可偏废，当然二者有一种关系，就是玛利亚聆听圣言是传教工作的泉源，而玛尔大工作则是福传具体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