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教事业从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仅如此，在福传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不少风雨如磐的教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具备了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信仰上的刚性。

在城里，我们应学会怎样和知识分子相处，用文化传教；在乡下山村，我们也应学会和普通老百姓相处，用他们能听懂的话语，宣讲天国的奥秘。要学会不管在哪个环境中，都能随遇而安，喜乐地为主工作。

我简略地向她讲述了这次街头福传，她叹了口气说：现在传教可真难啊！我和小路继续沿着大街走，小路苦笑着说：天主教会如果只靠一小撮人搞福传，就是累死也传不了几个。必须得让教友们都动起来，我们才有希望！

她晚上出去传教，发动教友学圣经、做祈祷，学会感恩，真心悔改。一开始我是边卖服装边福传，渐渐地把服装生意交给两个女儿去打理，自己全心全意搞福传。

毕业后便匆匆忙忙走向了传教的神职界。碰触社会的人群中，漠然发现自己是如此的幼稚，甚至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沈文英团长，1997年领洗，她有一个30岁常年不能下床的瘫痪儿子，但仍坚持四处传教，而且每天为还没有认识天主的人祈祷。

成年后出外传教宣讲天主的国，医治人们的的疾苦，反被法利塞人和经师诬蔑为疯子。最后遭到鞭打、茨冠、背苦架，赤身裸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能说天主不公平吗？能问天主在哪里吗？

可是他们忘记了，当初宗徒们外出传教，遵从耶稣的命令：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棍杖，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银钱，也不要带两件内衣。（路9：3）他们所带的只是一颗相似基督的心。

英、马两位上书教宗请兴学书，在当时没有得到教廷的重视，因当时中国的南北两大传教中心上海和北京，分属耶稣会和遣使会，上海已有耶稣会办的震旦大学，而管理北京教区的遣使会对于办大学不感兴趣。

还在主教府成立了儿童唱经班、成人唱经班，而且越办越出色，当时参加的小朋友现在已做了父母亲了，有的已在国外发展，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传教志向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