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坚韧，往往是由他们对留下的家人的爱支撑的，这给了我们很多启示......”（2024年10月28日对斯卡拉布里尼传教士的讲话）。“你们知道自己是什么吗？你们是‘希望的斗士’！

他们帮助难民，为3000名爱尔兰儿童组织圣诞晚会。他们有的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战俘打交道，有的照料那些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人。

李家同也经常去台湾的德兰儿童中心服务，孩子们在德兰中心生活得很快乐，修女们在小孩子的成长中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因此，在演讲中，李教授呼吁天主教会承担起这个责任，让那些没有爸爸或妈妈的小孩子能够感受家庭的温暖

宗教活动丰富多彩，有礼仪组、分区查经班、圣城通讯编辑组、儿童要理班、歌咏团、新人接待组等，神父则担任神师的角色。当地的主教非常看重这个华人教会团体，并说这里是一个模范堂区。

虽然天主教在十六世纪就已经由利玛窦带入中国，也曾经和中国文化发生一定程度的触碰，但这样的触碰多是关于东西文化的交流，即传教士们如何把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带入中国，同时又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

其实，此前沙百里神父（JeanCharbonnier）已经告诉过我，他们的神父除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学研究方面有着了不起的贡献之外，还有许多传教士在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及建筑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留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拉贝德士、史迈士和米尔士等和金陵大学任教的传教士和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们开会，一致决定模仿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先例，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也称难民区)，以便在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保护未来得及撤离的难民

早期的传教士很注意穷人并具体答复他们的需要。之后，公民社会及经济环境逐渐改善了，政府也承担了更多责任，使得不少穷人得到协助，甚至长久性地脱离贫穷。修会的一些机构多少失去了原来的先知性意义。

沙勿略则是来自西班牙，为耶稣会创始人之一，为了传教而走遍全球，是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新教宗就是耶稣会出身。

hellip;其实，当我家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那个年代，我儿子在初中读书的时候，我只在圣诞节领他去过两次教堂参与弥撒圣祭；读大学时听说他学习英文《圣经》；工作后我有一次去了北京，他主动约我去瞻仰利玛窦等传教士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