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制建设方面的重大进展，就是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大背景下，在制定、实施宗教方面的两个单项法规和若干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基础上，制定、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

他在决策是否应该由“政府救市”时，整整祈祷了一个晚上，当他做出“政府救市”的决定时他哭了，他知道这可千万错不得！要是错了香港的经济就要倒退十多年。事后他说：“是天主的圣神帮了我！”

他们的共同点有这么几个方面：信仰受家庭影响，除2人之外，其余42人都是因为家庭影响从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而且他们的核心家庭成员均为天主教徒；在经商活动中都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每一个人都自述自己遵纪守法，尽力配合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

二战之后，联邦德国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对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真诚忏悔和谢罪。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

之后，公民社会及经济环境逐渐改善了，政府也承担了更多责任，使得不少穷人得到协助，甚至长久性地脱离贫穷。修会的一些机构多少失去了原来的先知性意义。

民政局干部说：“我们国家政府怎么还不如天主教呢？”从这以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知道应该怎样在社会上宣讲福音，彰显天主的光荣。

再者，在咱们这个国家里，在保持教规教义的情况下，应该明智地与政府合作，咱们应该在中国站住脚，不管跟谁都能打交道，交朋友，办好教会。

学校当局认为：这孩子还行。他能说会道，演讲肯定没问题。　　但我做了演讲之后，裁判们的评论反馈回来是：英少爷很有勇气。但我们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语言清洁度多加注意。

主教、神父修女们来了，各地的会长、教友代表来了，政府有关部门人士也来了，受母亲照顾过和安慰过的病人家属来了，在最困难时受到母亲接济照顾的孤儿寡母们来了。

海外的老人院一般都是由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参与，民间机构主办，都非常成功。2003年2月的一个周末，我在新加坡的两家老人院，看到几百位大学生义工陪伴老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