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蒋宇辰：在中国教会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注重福传！关于“福传广角”的版面，建议改为两版。多刊登一些福传技巧方面的内容，以及优秀传道员事迹方面的内容。○江西王慕筠：我建议在福传方面还要加大力度。

1924中国第一届教务（上海）会议闭幕日，与会全体代表经由“奉献中国于圣母诵”，将中华儿女奉献于圣母。1931天主之母节成立。

对比我教，因种种原因，教会未能因势利导，满足当时一批批慕道者的强烈要求，采取相应措施，故此对这持续十年之久的“中国基督教热”，竟然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失去应有的增长良机，令人扼腕惋惜！

中国天主教会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复苏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逐渐恢复了生机。在归还教产、开放教堂、重建新堂等一派大好形势鼓舞下，宗教活动日趋“正常化”，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重新开办修院。

她在罗马成为罗马教会，在中国成为中国教会，她欢迎人信仰受洗，加入服务的行列，但并不挂虑自身是否扩大。⑤她意识到自己是天主的子女，救恩的圣事，所以福传的力量是来自天父，教会只是救恩的工具。

在此，先请听下面一个真实故事：多年前，在法国的一个火车站，有一位穿着时髦的中国留学生，腋下夹了几本杂志，上了火车后，便拣了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坐下来，当他环顾四周，发现在车厢的一角，有一位穿着粗布服的乡下人

中国天主教会的很多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我们的虚伪狡诈，自以为是。法利塞主义是当代中国天主教会的劲敌！《走出红尘》的作者视野比较开阔，想到的问题也很多，并且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南堂广场的东南角，还竖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早在公元635年，基督的福音就已传入华夏、传到长安。

梁启超说：中国要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旧时的中国人，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德。

编者按：本文摘自《丰收在望的中国》一书中的一小片段。作者多年前已经去世，但他的传教精神值得吾等后辈人学习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