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泰泽团体是1940年罗哲修士在法国创立的大公团体，不同信仰的人都聚集在泰泽进行分享，共同祈祷。

可见圣经与圣体二者共同维护及滋养我们的超性生命，梵二大公会议也说：“就像因经常参与圣体奥迹，教会的生活得以增长，同样，也由于加倍仰慕‘永远常存’的天主圣言，精神生活必可获得新的鼓舞。”

教会在本质上即带有传教特性，因为按照天主圣父的计划，教会是从圣子及圣神的遣使而发源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件《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这是教会特有的恩宠及使命、她的最深的特征。

当务之急是“要在信德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参阅：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9），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或背景下，众平信徒的神恩为福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主教蒙召培养那些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3）中也特别提及的人性德行。这些德行对他在履行圣职及与他人交往中有极大帮助。

国际性青年聚会巧遇禧年，这并不是第一次。的确，前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就是在救赎圣年期间（1983-1984）首度召唤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在圣枝主日时齐聚一堂。

只是不许我们小孩参加家乡夜晚的秘密祈祷聚会。有一次，我听说来了神父，夜晚也跟随大人，参加了秘密聚会，参加神父做弥撒。来人很多，一个大院子，黑压压一大片，挤满了教友，一位老神父，背对我们做弥撒，很神秘。

当他们向安提约基亚的兄弟们告知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做出的指示时写到，“圣神和我们决定”。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认识到，是上主每天让“得救的人”加入到团体里，而不是靠人的说服努力。现在和那时一样吗？

这就是早期大公会议的工作，大公会议除了得到教父们在神学探讨方面的协助外，也得到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识方面的支持。

后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强调文化在传教中的重要性，又回到了这个基本问题上。从那时起，利玛窦开始被视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适应”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