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既解决了政府部门遇到的难题，也充分证明了这部《列传》在史学上的重要价值，同时也坚定了先兄翻译《列传》的决心。先兄身为首位国籍耶稣会院长，“九八”事件后，深感后继无人，他有责任负起这项艰巨的任务。

(迦1:1-11)“基督教训他，放弃古旧的价值，接受因信德而得的救恩。”(斐3:4-16)“他的悔改，表达了天主恩宠的全能。”

他在梵蒂冈的存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文物珍宝”已经不单单是构建美学价值的对象，也成为理解和重建历史的文件。对此，温克尔曼写道，“若非亲眼所见，谈论文物就如瞎子画画”。

他年轻时曾一方面幻想做许多的事，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他问自己：“面对这么多的人所遭受的痛苦，我能做些什么来减轻他们的恐惧和忧虑呢?”

我在《福音的喜乐》中试图描述其他事物（others）（参52-75号），但更重要的是呼吁“一个具照明力的福传，藉以照明人和天主、人和人、人和世界各种相关相连的新方式，而且这福传能以核心价值启迪人心，务求达致那新叙述与新典范形成的地方

公报指出，“一些主教团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其价值在于强调有更长的时间进行牧灵反思的必要性。这些主教团所表达的意见不能被解释为一种教义上的对立，因为该文件关于婚姻和性关系的立场既明确又经典。

1999年，藉着圣若望保禄二世的一道谕令，图书馆具有历史价值的馆藏移交给梵蒂冈博物馆，至今由后者守护至圣堂的宝物”。（原载：梵蒂冈新闻网）

具有非常高的考古、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但是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最后晚餐时被耶稣所使用，并在它内祝圣了自己的宝血，它是那给我们永恒生命的圣体圣事的伟大见证。

我从铎职生活中所得到的喜乐和平安是永恒的，它的价值远远超出生活当中的一些痛苦和阻碍所夺去的。

它以个体的生命为关注的焦点，以拯救人的灵魂为要务，重视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又强调人的原罪、人性的软弱及人与上帝的关系，强调正义与公正、秩序与敬畏以及末世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