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时，教宗将与2千多名世界各地主教团、运动和家庭协会的代表相聚，各大洲的家庭则会在各自的教区参加聚会和庆祝活动，并在线上参加罗马的活动。

感谢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上海教区！从1981年至今，印行了450多万册圣经，保证了每个中国天主教友家庭拥有一本圣经，让圣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后来数个国家（奥地利、韩国、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以及新加坡）的个人、组织、教区和主教团，包括圣座福传基金会，给予捐助，让中国神长教友感恩铭记。

1968年，返台出任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处礼仪委员会音乐组主任，担任中华学术院天主教学术研究所音乐组主任。1983年，创立台北辅仁大学音乐系，受聘为音乐系主任。1984年，病逝于台北。

80年代初，当时中国宗教有一些宗教组织，基督教、天主教爱国会，80年代之后才成立宗教性的组织，比如说天主教的主教团，教务委员会，基督教的基督教协会。

不过，梵二大公会议以后，教会回到了教父时期的讲法，就是与东方礼的看法相同，主教才有完美的铎职，主教的受祝圣是一件圣事，所有与普世教会相通的主教是主教团的一员。　　

他特别提到对大公会议表现尤其积极的法国和德国主教团在礼仪改革、教会学、天主圣言和大公合一运动这几个议题上有共同兴趣。

古巴主教团有天肯定必须解决这现象。为能进入「萨泰里阿」这宗派，它需要在天主教会里领洗。在这方面让人非常担忧，我再说一次，某天将必须解决这问题。　　问:穆撒洛总主教，古巴教会怎么看古巴的新福传呢?　　

教宗除了感谢奥国人民和主教团以及政府和其它有关部门的鼎力协助，使他的访问得以顺利进行之外，还特别感谢奥国总统海因茨‧菲舍尔，他不但热烈欢迎他，还在多次访问活动中亲自陪着教宗同行。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秘书长郭金才主教在致辞中介绍了思高《圣经》的翻译历程以及出版发行的历史脉络。他指出：思高圣经合订本1968年正式出版发行，很快成为华语地区天主教采用最广泛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