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联邦德国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对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真诚忏悔和谢罪。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

之后，公民社会及经济环境逐渐改善了，政府也承担了更多责任，使得不少穷人得到协助，甚至长久性地脱离贫穷。修会的一些机构多少失去了原来的先知性意义。

有些修女离开教堂从事缝纫或医务工作，婴儿院和残老院由政府民政部门接管，教区的领导机构迁石家庄市，更名石家庄教区。

民政局干部说：“我们国家政府怎么还不如天主教呢？”从这以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知道应该怎样在社会上宣讲福音，彰显天主的光荣。

再者，在咱们这个国家里，在保持教规教义的情况下，应该明智地与政府合作，咱们应该在中国站住脚，不管跟谁都能打交道，交朋友，办好教会。

主教、神父修女们来了，各地的会长、教友代表来了，政府有关部门人士也来了，受母亲照顾过和安慰过的病人家属来了，在最困难时受到母亲接济照顾的孤儿寡母们来了。

海外的老人院一般都是由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参与，民间机构主办，都非常成功。2003年2月的一个周末，我在新加坡的两家老人院，看到几百位大学生义工陪伴老人，印象深刻。

我珍视和圣父间的私人亲密交谈，他应允了将与我对政府的效忠同行。德国首相默克尔若教宗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和深刻冥想后，认为他确实再没有足够力气尽他的职责，那么我对他致以最高的敬意。

此前，教宗接见了圣座国务卿贝尔托内枢机，根据教宗在上周六的决定，暂时留用圣座各圣部及梵蒂冈城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因此贝尔托内枢机仍是圣座国务卿。

教宗除了感谢奥国人民和主教团以及政府和其它有关部门的鼎力协助，使他的访问得以顺利进行之外，还特别感谢奥国总统海因茨‧菲舍尔，他不但热烈欢迎他，还在多次访问活动中亲自陪着教宗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