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70年代，由于波兰社会不断出现政治动荡，沃蒂拉枢机不畏强权，开始批评波兰政府，多次抨击波共政府限制儿童宗教教育，而施行唯物主义。

当然，1941年以后伊盟工委、陕甘宁边区政府曾驻扎过城川；延安民族学院从陕北的定边县迁到城川，也是城川干部多的一个原因！

再者，在咱们这个国家里，在保持教规教义的情况下，应该明智地与政府合作，咱们应该在中国站住脚，不管跟谁都能打交道，交朋友，办好教会。

在法制建设方面的重大进展，就是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大背景下，在制定、实施宗教方面的两个单项法规和若干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基础上，制定、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

他在决策是否应该由“政府救市”时，整整祈祷了一个晚上，当他做出“政府救市”的决定时他哭了，他知道这可千万错不得！要是错了香港的经济就要倒退十多年。事后他说：“是天主的圣神帮了我！”

民政局干部说：“我们国家政府怎么还不如天主教呢？”从这以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知道应该怎样在社会上宣讲福音，彰显天主的光荣。

我们知道耶稣是个好人，但祂讲话太直白，不断地批评教会，民众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我们不处死祂，罗马政府可能会消灭我们整个宗教，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为了顾全大局，不得已呀。

他也接见过无数的政府官员；他的官方访问共有38次，738次接见和会晤政府首长，另外与国家总理的会晤有246次。　　

这和当今政府倡导的正能量是一致的。但中国从整体上摆脱贫困之后，也有一些人（包括个别公务人员）滋长了骄横。他们忘记了过去，忘记中国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漫长岁月中曾经接受过许多国际友人的帮助。

他与好友马相伯竭力呼吁政府，要给天主教和教民以正常的合法地位和身份，这样既可以避免天主教和教民藉保教权而临于社会之上，又可防止社会上对天主教和教民的无端歧视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