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考取山东大学物理系，但当我父亲得知鲍思高慈幼会需要人员时，他就鼓励我到北京慈幼会开设的母佑儿童工艺院去工作学习。

我拿起家中邮箱的钥匙，下到楼下去看看邮箱里还有没有猴年留存的信函或书报。打开邮箱，里面躺着一件很厚的邮包。拿回家拆开一看，是河北“信德”寄来的三本书、两份报。

霍普金斯博士回忆当时那一刻，说，“在我这么多年的生命中，她是第一个这样跟我面对面说话，第一个把我当个人一样对待的。

霍普金斯博士回忆当时那一刻，说，“在我这么多年的生命中，她是第一个这样跟我面对面说话，第一个把我当个人一样对待的。

第四天的早上，张兰芳醒来后，就跪在床上祈祷：“主啊，如果今天再找不到包，我就再也不信你了。如果能够找到，我不但相信你，以后每个主日我都要进堂。”

去年，我在太原学习。不知不觉中，期盼已久的圣诞节到来了。12月24日下午放学后，天色已暗。我和4位同学坐上了拥挤的13路公交车，去太原市杨家堡天主堂过圣诞节。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在一位老人身上的影响。第二次见到姐姐的阿公是在1990年的一个主日天。我刚走到姐姐的家门口，就看见老人召集全家人念玫瑰经。

刘修士分享道：“祖祖辈辈都务农的家族，只出了我这一个大学生，听到我要修道的消息，不信教的父亲动员全家的亲戚，对我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甚至扬言要找我的代父龙老师拼命；一向待我十分友好的同事们，对我另眼相待，

但他却有一个困苦的童年，父亲在他出生前三个月病逝，母亲因家境贫穷，无力抚养这个早产儿，曾恳切发出她的祷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你。”

这应该是现代最吸引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曾是我的一个“梦”。可当电脑放在家里，每天网上冲浪的时候，却忽略了父母赚钱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