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团长、教友总会会长姚秀卿会后对公教报说，她期望把会上提及的家庭福传技巧带返香港。

四年，皇太后烈纳并上书教皇及耶苏会总会长、太监庞天寿亦有上教皇书，皆交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齐奉书俱存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永历十二年（1658），帝自黔入滇。

枢机主教边走便告诉我：2006年卸任高雄教区主教前，征得耶稣会省会长的同意，我的朋友出钱出力在四维文教院的楼上加了一层，单独为我修了这个可以祈祷、会客、读书和休息的寓所。

感人的细节：当我从韩国学习修会管理回来，傅主教看到我的成长和变化，非常开心和高兴，希望我把所学用到生活当中，辅助会长管理修会。

他写信给总会长说:我来，是为寻求天主的。寻求天主将成为他余生主要关心的事。在戈扎诺的初学院，安博士利意识到传教士的生命是艰难辛苦的。

据1954年12月12日统计，全县有天主教堂23处，教徒2119人，神职人员11人，修士18人，修女20人，贞女25人，会长1人。

福传路上风雨兼程，堂区的福传需要神父的领导，更需要会长的安排和教的友参与。有耕耘就有收获，那是因为主与他们合作，并以奇迹相随，证实所传的道理。

也为能更好地说出我心中想说的一句话，特别是教区的负责人、堂区的本堂和会长：提倡节俭是教会当务之急。基督在贫穷与迫害之下，完成了救赎的工程，教会也奉命走向同样的道路，为把救赎的成果贡献给人类。

那一年，又是冷冻寒天、风雪弥漫，得知跟随您半个世纪的小巴拉盖老会长刘福病重，您不顾自己已是九十高龄从市区回来前往探望，坐在刘福夫妇的热炕头上回忆以往。刘福老伴激动地说：“神父还没有忘记我们。”

但是就像你说的，会长和教友从小就生活在当地的环境，思念观念非常传统，我看光凭说没有什么成效，于是就带着他们到各地去参观，听人分享。最终他们还是勉勉强强地接受了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