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争前线，神职人员在各个方面照料作战士兵。他们与那些面对死亡威胁因而对信仰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入的人一起战斗。这些随军神职人员照料伤者、关照死者和协助进行墓穴登记。

在此，我觉得似乎有些驳论的是：在亚洲这片基督徒比例最小的大洲上，相对于在欧洲、北美洲或是看来似乎已经成为天主教大洲的南美洲，教宗的信息在亚洲却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理解与赞同。

因此，欧洲教会在培育青少年时，本堂神父会要求父母陪伴子女一起接受信仰的陶成。许多父母因为陪伴子女，自己的信仰获得了更新。

但是孩子们还有亲戚，分散在欧洲各地。伊蕾娜想方设法让他们和亲人团聚。战后的波兰政府实施对反法西斯人士的镇压政策，同时也对伊蕾娜的事迹以及众多在战争中表现英勇的波兰人进行了封杀。

澳门的一些外籍老神父们退休后，陆续回到了欧洲。包括荣休高秉常主教也已回葡萄牙安享晚年了。

我们往往会认为某某在欧洲、美洲或日本十分成功，便在本地依样葫芦。虽然我不肯定这是否最好，但是很容易做。例如当你想到学校，便马上想到一些有效的做法。

在我们所处的欧洲的背景中，不缺少关于信仰传递的问题和挑战，你们每天应付这个，发现微小者和脆弱者：你们人数不是十分多，没有强而有力的工具，你们所工作的领域对于迎接福音展示出来的并非友好。

德肋撒除了身体的痛苦以外，灵魂方面，也饱受考验。就在那一段时期，她发表了三件著名的预言：我献给仁慈的天主的，只有‘爱’。天主一定以爱还爱，用祂的圣爱来报答我。

除了只有两名中国神职者的那段短暂时期以外，在1779年至1835年这56年里，他们在没有任何神职者的帮助下，在自己的祖国撒下了福音的种子。

我也祝愿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停止敌视那些愿意度符合福音价值观和原则生活的基督信徒，停止对他们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