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眠于异国他乡的三位早年来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由于当时医疗落后，很多人死于瘟疫、霍乱、痢疾等疾病。

这些要理教员是真正的传教士和祈祷的向导，特别是在边远地区。你们应关怀他们的精神需要和信德的持续培育。孟加拉国因众多司铎和奉献生活圣召而蒙受祝福。

教宗最后祈愿巴拿马和全世界的教会大家庭，从圣神那里汲取新的生命力，好使耶稣基督的年轻传教士继续他们的朝圣之旅，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

这说明法国传教士是很厉害的——他们着眼于文化。南格禄率先作则（值得一提的是，目光远大的南格禄先生，在太平天国刚刚定鼎的1853年，便在百忙之中赶去朝拜了天京！）

当我们得知成千上万的西方传教士，步耶稣的后尘，背着十字架，在误解、敌视、困苦和牺牲中，前仆后继，来到了中国，为了广传福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主内亲爱的诸位，由此，我们想到了什么？

确确实实我们在那里经历了各种不同生命的体会、翻转、改变，圣神也推动着我们回到生活中继续作见证人；那样的火热仍然在心中，传福音的脚步是永远不能停下的，我们邀请青年人来回应这个呼召，一百五十年前这些传教士离乡背井来到台湾

这一年天主教嘉定会议召开，地点就在嘉定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的家中，主要讨论中国礼仪问题及“天主”“上帝”的名称问题，全国各地11位传教士参加，中国籍学者有4人：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

夏神父探讨廿世纪的中国教会发展背景，指出教宗本笃十五世于一百年前颁布的《夫至大》牧函，促进了地方教会的本地化；他并从本地教会多位主教的牧职，带出本地化的脉络，及至六十年代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把地方教会的牧养工作交到国籍司铎手中

但在教会历史上，耶稣会的福传工作确实立下了非凡成就，比方说：在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的传教士。而今，使命的形式虽然有所转变，但各式各样的使命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他提到圣座与日本交往的深厚友谊，这是初期传教士尊重和赞赏这个国家的果实，正如耶稣会远东传教区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神父所言：“若想看到上主赐予人类的一切，来到日本看看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