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区廉神父介绍了昔日主教府的历史：主教府始建于1888年，是当时汉中教区的中心，建有修女院、孤儿院、养老院、医院、学校等，对当地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之后由三子虎俊杰担任整个贡山县天主教总负责人，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幼年其父逃亡异国他乡，其母又被受害牵连，他15岁时就被学校赶出校门，在交通部门干苦工养活其他的兄弟姐妹。

文革结束后，当我因品学兼优多次受到学校表彰时，有人出于嫉妒诬陷我写了反动标语，公安局的调查人员当着校长的面问我：你念经吗？我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是的，我每天都要念经。

一位教育者对我说：有时候，在一些具体的教育专案中，不知道是把孩子送到了学校，还是改造所。

我在中国的一所大学里教英语，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尊重我，因为我能干且自信。　　又到了圣诞节，圣诞树上挂满了星星，孩子在搭积木，妻子端来了火鸡，用餐前，我闭上了眼睛，默默祈祷。

到了那小学，我走到操场，抬头一看，距离学校不远处有几座工厂，它们不断的冒出白烟，随风在山间吹散到附近各地。　　经朋友解释，烟是从水泥厂冒出来的。我问他这对小学生的健康有影响吗？

随后的几年，三姐家的日子过得真不错，那时候林场的待遇很高，她有了孩子，自己也从学校调到了机关工作。三姐夫聪明能干，很快坐上了领导的位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实行的新体制促使政教分离，政府要求教会放弃自己的社会工作，将教会的学校、教育和爱德机构交给国家。

大约15天以后，我有事要去学校一次，老伴和我一起去的。回来时还没有走出校门，老伴突然对我说：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我顺着她指的地方一看，那本电话本就不声不响地躺在电瓶车的踏板上。

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看电影，同学们三五成群地来到工人文化宫门口，准备排队进入。这时候，一个衣着褴褛的老人，一边嘟囔着，一边摇晃着手里的破缸子，祈求施舍。可能是因为看到我们这里的学生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