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小组一有时间就向教友们宣传文字福传的重要性，还默默承担起所有人的邮费，2005年陈国基神父了解到她们这一情况后，建议她们可以每位多收一元钱，因为数量的不断上升，邮费全部由三人小组负担显然不够现实。

而我也教导这些孩子，即使是那些有残疾负担的人，如果他们懂得如何做梦，也能取得伟大成就”。（梵蒂冈新闻网）

教宗阐明，曾经有人「假设宗教情操的纯洁美善并不取决于外在仪式，反倒把仪式看作无用的负担或者有害」；他批评的不是「特定的礼仪形式」或「某种庆祝方法，而是礼仪本身」。

你既可获得孝媳的美名，又不必负担任何罪名，我也不会受到连累，你想想如何？”这个女士想想这个条件实在不容易，可是又想到一百天不过是三个多月，虽然有些委屈，作秀也要作下来，想想来日方长，也就答应了。

为建圣堂，她四方筹集，然所需费用太大了，再加上下岗工人又很多，她不想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于是，她毅然把自己的积蓄全垫上了，房子也卖了，诊所也卖了。现在，一座可容纳千人望弥撒的圣母大殿终于落成。

在四旬期这个神圣的日子里，这样的“给予”就有了新的意义，因为那并不只是把自己多余的给人，以减轻良心负担，而是真正承担起存在于世上的不幸。

这些责任是我们的先人所未曾负担过的。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和上一代的人们相比，我们这一代人的神经系统就显得较为脆弱。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给我们带来的创伤。当然，我们不应该陷入到反动的保守主义里面去。

但她晚年由于中风，不想成为少爷的负担，自愿入住老人院。自此两人角色互换，反由少爷来照顾桃姐。桃姐由于目不识丁，刚开始担心自己看不懂《圣经》，不敢去教会。但在李恩霖母亲的鼓励下，终于勉强踏入教会。

1988年工厂大批减员，为维持生活，在家人的帮助下在陶然亭公园门前做卖气球的小生意，以减轻家庭的负担。有一天，一个老人看他卖气球给了他10元钱，此举动对他触动很大，坚决不要此钱，老人说：“你收下吧！

不过，天主的爱并不单单是人在苦难中的慰藉，好像它只有减轻人心理负担的功能似的。若不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就完全可以取代天主了，从而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也没有任何意义。